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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2

【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袁庚:向前走、莫回头

来源:《国资报告》杂志    浏览次数:2688

编者按: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是中国国资国企深化改革、对外开放的40年。得益于不断深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相融合”。

这一成就,离不开几代国企管理者的艰辛探索:袁庚、马胜利、张瑞敏、宁高宁、宋志平、董明珠……在不同的时代,他们顶住压力,一次次突破着旧有体制机制、固有观念的束缚,为国有企业发展开辟新天地,为中国经济增加新动力。

开创者余绪仍在,继承者接力奋进,不断为国企发展史乃至改革开放史谱写华章。

值此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国资报告》杂志拟推出系列人物报道“40年40企40人”,梳理盘点曾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突出贡献的几代国有企业家。


执掌招商局14年,袁庚创办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等企业,被誉为百年招商局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

在更高的层面,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标志性的先行者和探索者之一。

但是,在他任职期间,舆论的态度远远没有这么友好。

质疑、反对,甚至是被调查,是他工作时的常态。但袁庚无所畏惧,他鼓励同事们,“我们愿意接受实践法庭的审判”,“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

2016年1月31日,袁庚辞世,享年99岁。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人民日报、新华社先后发文进行高度评价。

为了纪念袁庚,招商局在深圳为他树立了雕像;2015年整合重新上市的招商蛇口,上市代码选择了“001979”,也是为了纪念袁庚1979年开创的事业,“体现改革之脉在招商局、在蛇口永存”;招商局还把袁庚留下的“蛇口基因”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源流。

招商局董事长李建红在纪念文章中提出,“向前走,莫回头”,坚定不移地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才是对袁庚老先生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革命战士

袁庚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

“半生戎马固我江山智勇双全老战士,一心图强重塑民魂彪炳青史改革家”,追悼会上的这副挽联是对袁庚前后两个阶段人生状态的最好概括。

巧合的是,这两个阶段,都是围绕着深圳的。

1917年4月23日,袁庚出生在深圳大鹏镇。1938年,正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水深火热的年代。原名欧阳汝山的他毅然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不连累家人,随母姓改名袁更,后因护照笔误为袁庚,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

之后,袁庚连年转战深圳周边多地,承担了开辟大陆、香港地下航路等重任。1948年,两广纵队成立,袁庚任纵队侦查科长、作战科长。之后他随军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1949年,袁庚以两广纵队炮兵团团长的身份率军一路南下,解放了仍处在贫困中的深圳——当时的袁庚大概不会想到,30年后,他将以另外一种形式,从经济上“解放”深圳。

新中国成立后,有着丰富情报经验的袁庚先后被派到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工作。期间,他完成了周恩来总理在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时的情报组织工作,破获了国民党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

数十年革命生涯,袁庚基本活跃在珠三角、香港和东南亚一带,期间与美国等国就反法西斯工作进行了多次跨国情报合作。这样一段工作经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也为他日后敢于积极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

开放先锋

1978年,袁庚被委派到香港,担任招商局的主要领导。频繁往返于深圳、香港,让他对两地经济上的巨大差距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当时的香港,繁华满目。而在蛇口——如今中国最具活力的区域,袁庚看到的,是一片荒滩,以及时常可见的尸体。

袁庚回忆说,“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

已经被革命解放了的乡亲们,为什么要舍命往殖民地跑?袁庚被这样的场景深深刺激到了。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一定要变封闭为开放。

1979年1月31日,袁庚和当时交通部领导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谷牧汇报在广东建立蛇口工业区的设想,当即得到批准。用袁庚的话说,“搞点试验,探索一下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

1979年7月8日,蛇口开山动土。隆隆的炮声,被后人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号角。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艰难的尝试——蛇口工业区一没有被纳入国家计划,二没有财政拨款。袁庚拿到手的,一是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项目的自主审批权,二是允许向外资银行举债。

为了吸引外资,袁庚在权限范围内一再简化各项流程。

事后,香港远东集团主席邱德根回忆说:“双方商谈投资建厂,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达成协议,这样的工作效率恐怕在内地是罕见的。”三洋电机(蛇口)公司副总经理辻井利之说:“我在亚洲、非洲、美洲很多地方办过工厂,这里建厂的条件最使我满意。”

一时间,外资纷纷涌入。两年时间,蛇口的企业已超过百家。

为了避免泥沙俱下,袁庚定下了“来料加工、补偿贸易、技术落后、污染环境、挤占出口配额”的项目不引进的原则,确立了蛇口工业区生产型和外向型的大方向。

袁庚说,“我希望人们把蛇口看作一根试管,一根注入外来有益的经济因素对传统式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试管。”

实际上,袁庚引进的不仅是经济因素。

创立蛇口工业区不久,袁庚就成立了招商局干部培训中心,引进、吸收、消化国外先进管理思想、技能,并把“培养和世界打交道的人”作为“校训”。

袁庚是这么提倡的,也是这么执行的。

袁庚创办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后,积极学习国际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比如招商银行实行了“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的“六能”机制,平安保险探索了人才公开招聘,引进国外咨询公司等。

1980年1月,由招商局和丹麦宝隆洋行各出资50%,组建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袁庚的提议下,中集实施了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还聘请了丹麦人做总经理——当时,《中外合资企业法》尚未出台。

在当时,这些探索无疑风险极大。

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明报》记者向袁庚发问,“你在蛇口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面对这一尖锐问题,袁庚说,我们共产党搞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为了国富民强。过去因为没搞好,内地很穷。“争论(主义)是无用的,我们不能让人民继续过苦日子。内地已经打开大门,欢迎大家去考察去投资,希望大家看准时机,一同发财。”

改革闯将

蛇口工业区的出现,在中国计划经济的铁幕上撕开了一道缝隙。市场经济开始在蛇口的土壤上孕育、成长,并最终被全国认可、接受。在这一过程中,袁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蛇口启动的第一个工程项目是建造600米的顺岸码头,工人每天运泥20至30车。为了加快进度,施工方决定实行超产奖励,即完成每天55车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额每车奖4分。工人们干劲大增,一般运泥达80至90车,多的甚至达131车。最终工程提前一个月完成,为国家多创产值130万元。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考察后,认为这个路数对头。

但不久后,相关部门却认为,这是倒退,并以文件的形式予以叫停。

施工速度理所当然地慢了下来。现场调查时,工人对袁庚说,“如果不实行奖金制度的话,我保证没有一个人愿意多干,拖就是唯一途径。”

袁庚当即表态说,想办法,奖金制度一定要执行。

两周后,一份反应情况的新华社内参送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在中央的支持下,超产奖励重新开始执行,工地再次火热起来。

因为“四分钱”惊动中南海,可以想象当时改革的难度有多大。

实际上,这仅仅是袁庚推动的众多改革中不太醒目的一项。此后,蛇口陆续出现了工程招标、人才公开招聘、商品房改革、工资制度改革等新鲜事物。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等均诞生于此。

招商局董事长李建红总结说,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而这些“第一”也多数沉淀为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

比如,袁庚创办招商银行之初,就推行了董事会聘请管理层,实施了董事会领导下的行长负责制,为招商银行后来居上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体制机制基础。

袁庚认为,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为了帮助当时的企业冲破条块分割的旧体制束缚,真正按经济规律运作。因此,他在蛇口工业区大力削弱行政干预,强化企业功能。在袁庚的主导下,蛇口实现了政府从市场决策者、控制者转化为市场环境营造者、市场秩序维护者的转变。

各种束缚尽去的企业展现出了勃勃生机。

在蛇口,招商局先后布局了港口、金融、地产、物流、工业制造、科技、园区开发等业务,迎来了二次辉煌。包括华为、中兴、南玻、金蝶、安科等企业也在这里开枝散叶。

袁庚非常自豪地认为:“一种新型的具有生命力的企业群率先在我国地平线上涌现,企业自主权的观念和作用已逐步为人们所认同。”

就在袁庚带着同事奋战在一线的同时,各种告状信裹挟着种种足以令人万劫不复的评价飞向中央,说袁庚搞独立王国,里通外国,腐化堕落……

各级部门为此派出了多个调查组前往蛇口明察暗访。压力之下,一些袁庚的同事申请提前退休。但袁庚不为所动,他鼓励同事们,“向前走、莫回头”,“我们愿意接受实践法庭的审判”,“要是失败了,放心,我领头,我们一起跳海去。”

当然,袁庚也不是孤军奋战。他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谷牧等中央领导人的各种支持。

1984 年3 月28 日,袁庚受邀到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作报告,介绍蛇口工业区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以及给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示范效应。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报告全文,袁庚和“蛇口模式”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

此后,质疑渐少,赞誉日增。

袁庚对此非常冷静。他说,“一说什么成果就提到袁庚的名字,把功劳都归到一个人身上,这是不客观的”。

袁庚遗产

在袁庚掌舵的14年里,招商局资产翻了近200倍,百年招商局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由他创立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等企业至今仍是各自行业的佼佼者。

不过,在招商局董事长李建红看来,袁庚的遗泽远超于此,“他为人们所追忆和怀念的最宝贵的东西,他超越招商局、超越时代的最大的影响,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也就是袁庚精神。”

1981年,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据袁庚的朋友回忆,这一想法萌发于一次与港商的合作。

袁庚买了对方一栋楼,周五下午两点签约后,港商拒绝了晚餐的邀请,急着把钱存进银行,因为周末就存不了了——两天时间,会多出几万元利息。

这促使了袁庚提出上述口号。他认为,观念与改革相辅相成,要使改革取得成功,观念的转变很关键。

很快,这种不合时宜的说法成为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包括很多老战友在内的人开始指责袁庚。所以,在蛇口,这块标牌几次竖起,几次摘掉。袁庚坦言:“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

1984 年,邓小平南下视察蛇口。袁庚特意叮嘱人把这句标语竖立在必经之路上。车队路过时,他自问自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据说,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当年天安门国庆游行,这一口号出现在参加游行的彩车上,展现在全国人民眼前。时至今日,这句话几乎成为了改革开放过程中最响亮的口号。

1992年,针对当时的舆论氛围,蛇口又立起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巨大标语。

一次又一次,袁庚总是以超越时代的观念,引领着蛇口的改革、开放不断前行。

改革、开放、创新、务实……袁庚精神逐渐凝聚为蛇口基因,滋养了华为、腾讯等大批以创新著称的知名企业。

袁庚逝世后,招商局对袁庚精神进行了系统梳理,李建红将其总结为“一根五脉”。五脉就是“改革、开放、创新、激情、务实”,一根就是“责任担当”。

“‘袁庚精神’之根,是责任担当”,李建红说,这种责任与担当来自于袁庚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事业和招商局事业的绝对忠诚。“袁庚以他的一生,为我们广大党员干部、为招商局的广大员工立起了一座绝对忠诚的丰碑”(本文参考了涂俏所著《袁庚传》,以及招商局出版的《袁庚画传》等资料)。(信息来源:《国资报告》杂志  记者:刘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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